都是巩固君权，稳定统治。
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剥夺部分相权，与权臣的利益冲突。
首相崔思诹明面不反对，
私底下却是“不肯轻变祖宗之法，又不肯作为新法，以扰风俗”。
参知政事高令臣则公开反对，
表示“祖宗成宪具在，不可纷更，但守而勿失可也”。
王俣是个有为之君，颇有手腕，见明着反对的声音大，他便迂回。
一是即位十余年，不断提拔新的宰执重臣，
使得小朝廷的宰执超过了十人之数，崔弘宰两兄弟便有幸同朝为相。
这种人事任命并算不惊世骇俗，李资谦李资谅两兄弟也是一门两相。
宰相多了，内耗就多，国君就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
二是借鉴大宋“三舍法”的成功经验，
起用宋籍福州人胡宗旦，在国学设立“七斋”。
这一招其实是模仿“海东孔子”之称的崔冲私学“九斋”所设。
正是自崔冲兴私学后，高丽私学日益兴盛，相对的，却是官学的衰落，
进而是文化、政策解释权，由朝廷向私人过渡，
这当然是身为国主的王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