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办女学，要办怎样的女学，办好女学为了什么。
更深层次的问题，是把女性“人”化，还是“物”化。
也就是说，是把女性视为“劳动者”和“创造者”，还是当成“花瓶”“金丝雀”或生育工具。
大宋是部分尊重女性权利的，刑律就保障女子再嫁，可带走嫁妆的权益财产权。
但钱财毕竟是身外物，这种权利很不靠谱。
一方面使得女儿家的父母倾其所有准备嫁妆，
一方面夫家也很容易通过温情、压迫等手段，“合法”地获得嫁妆转移。
其实，徐泽之所以同意赵竹娴创办女学的建议，
还真就是为女性争取真正的权利受教育权、劳动权。
只有这两项基本权利得到落实，女性才能有更多走出家庭，走向社会的机会。
女性在学校受到良好教育，开阔视野，掌握了更专业更复杂的生存技能，
然后，才有可能通过社会分工上的贡献，换取女性整体社会地位的相应提高。
再进一步扩大女性在社会分工中的参与度，进而换取更高的社会地位，
以此循环往复，缓慢却有力地走向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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