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同社会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；社会关系高度和谐，人们的道德水平极大提高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，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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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泽在《大同说》中隐约提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，这就是为什么同时期的游牧、渔猎政权，组织形态与华夏不同的主要原因，而不是什么“教化”。
但他没有提阶级论，因为这是徐泽和他的同舟社驾驭不了的力量，也是在这个时代注定会被封杀的理论。
传播不了的理论，写得再深刻，又有什么实际意义？
在《大同说》中，徐泽贴心地为大宋解决了立国合法性的问题——结束乱世，建立了自古以来提供最多公共服务产品的王朝。
这一点即便是贩夫走卒也能听得懂，比玄之又玄的五德循环理论靠谱多了。
但赵佶等人绝不会感激他，因为大宋立国已经百余年，有没有这套理论，赵氏的地位其他人暂时都无法撼动，立国合法性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
而且，此文在给予合法性的同时，也给现在的大宋判了死刑。
大宋已经堕落，百姓上交的税收越来越多，官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越来越少，